张中行先生的《负暄琐话》收有《刘叔雅》一文，说“刘叔雅是民初学术界的知名之士，名文典，字叔雅，因为学术有成就，人都称呼为刘叔雅，表示尊重”——即所谓字而不名。文中记其轶事一端云：“抗战时期，他到云南，一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。我有个表弟倪君在那里上学，回内地之后跟我说：刘叔雅在那里仍然表现为很怪异，许多事在学校传为笑谈。例如有一次跑警报，一位新文学作家，早已很有名，也在联大任教，急着向某个方向走。他看见，正颜厉色地说：‘你跑做什么！我跑，因为我炸死了，就不再有人讲《庄子》。’那位作家尊重他是前辈，没还言，躲开他，或者说，‘桃之夭夭’了。”
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收存了《刘叔雅〈庄子补正〉序》，内称：“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《庄子补正》示寅恪，曰：‘姑强为我读之。’寅恪承命读之竟，叹曰：先生之作，可谓天下之至慎矣。其著书之例：虽能确证其有所脱，然无书本可依者，则不之补；虽能确证其有所误，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，亦不之正。故先生于《庄子》一书所持胜义，犹多蕴而未出，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。”读了这些话，不禁要感叹知人之难，你看：刘叔雅为学若是之审慎，行事却如此之怪异，两者结合于一身，因果莫明，成为当时著名学府之一绝。
不久前在许渊冲教授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中，又看到《名师》篇所记刘在昆明跑警报一事，略同《负暄琐话》，但指明无端挨了他那一闷棍的新文学作家即沈从文。许先生文中把刘面斥沈从文和敢于顶撞蒋介石联在一起写，并云：“鲁迅《二心集》中都有记载。”我查《二心集·知难行难》篇，仅见“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，因为不称‘主席’而关了好多天，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”这么几句话，莫究其详。幸亏《负暄琐话》有提示，乃于《民国人物传》第5卷查到张文勋所撰刘传，始知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在1927年。第二年学校发生罢课事件，“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，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，严办罢课学生。刘当面顶撞，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。蒋大为震怒，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起来，并威胁要枪毙他……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，蔡元培等力保，蒋介石才以刘‘即日离境’为条件，把他释放。”张中行先生因此遂以“三国的祢衡”拟刘。读者从而获悉蒋介石曾经接受陈立夫的斡旋和蔡元培的力保，容忍过一场“击鼓骂曹”的串演，直是盛世新声；只是胜地无常，嘉会难再，不可多得罢了。
《琐话》记沈从文那一次迎受“正颜厉色”是“没还言，躲开他”，如果设身处地，代为规谋，殆亦别无可行善道。钟在寺内声在外，路过的人偶然听到，大概会仰慕沈先生的器度，至少也当同情他的委曲。
1988年沈从文去世，季羡林先生有悼文，称他“一生安贫乐道，淡泊宁静”，并说：“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，现在很难找到了。”他深有余恫地记述“一件大事”云：“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并没有听说，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。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，虽然他并不故做革命状，以达到某种目的，他仍然是朴素如常。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……”。
季先生所说的“恶运”，指的是1948年香港《大众文艺丛刊》第一辑上刊出郭沫若《斥反动文艺》一文，沈遂“从此被‘瞥’下文坛，销声匿迹，再也不写小说了”。沈又一次“当头挨了一棒”，“没还言，躲开他”仍其旧贯。不写小说，改行钻研文物，耐得住寂寞，终于推出一部硕大无朋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它惊动了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老，为之提笔写下三百来字的一篇短序，构筑就大有意趣的文坛故实。
设想为新文学史料编沈从文一小卷，也许可以把郁达夫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收在头里。那是沙石迷眼的一个大风天，郁特地到会馆探望沈，回去一口气写出这篇激愤之辞。沈以后从未提及郁当时把自己的围脖子解付于他。“大恩不言报，大德不可忘”，我读朱光潜《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》一文所说“在当时孳孳不暇地培育青年……他总是有求必应，循循善诱”那一节话，始悟在沈先生恩仇一笑、宠辱两忘的背后所蕴积的深情。他的一名入室弟子汪曾祺曾有多篇文章记述他，他还说过：“一个人被遗忘了多年，现在忽然又来出他的书，总叫人不能不想起一些问题，这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？这对于今天的读者——主要是青年读者的品德教育、美感教育和语言文字的教育有没有作用……”。往事回顾，真耐咀含。
偶从《谚海》翻见“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”两语，不觉怃然。材质何等珍贵，可是营建料量，尺短寸长，措置起来也还有千阻百难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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